自永乐帝朱棣靖难登基，定鼎金陵，大明藩王的命运，便被彻底改写。
洪武朝朱元璋分封诸子为王，塞王镇守北疆、手握重兵，内地藩王辖地治民，本是“藩屏帝室”的国本之策，却终究酿成靖难之役的骨肉相残。
朱棣以藩王起兵夺位，最知藩王掌兵的隐患，登基之后，削藩之策便如雷霆般推行，步步紧逼、环环相扣，绝不给后世留下半点藩王作乱的余地。
塞王悉数内迁：宁王朱权徙封南昌，削去护卫兵权，终日韬光养晦、琴书自娱；辽王朱植徙封荆州，护卫被削大半，形同软禁；谷王朱橞因开金川门迎驾有功，暂得恩宠，却也被削去边地兵权，徙封长沙，骄横不法早已被朱棣记在心底。
内地藩王更是如履薄冰：齐王朱榑骄纵枉法，被朱棣废为庶人，圈禁终身；岷王朱楩因不法事，被削护卫、罢官属，迁居云南，惶惶不可终日。
到永乐十三年，大明尚存的藩王，早已没了洪武朝的锋芒，尽数成了圈养在封地的“富贵囚徒”，无兵权、无民政、无实权，食禄而不治事，世袭而不临民，每年只能靠着朝廷的俸禄度日，连出城狩猎都要报备朝廷，稍有不慎，便会被扣上“谋逆”的罪名，身败名裂。
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四人：
其一，周王朱橚，朱棣同母弟，就藩开封。此人本是博学之士，潜心编着《救荒本草》，却因同母之亲，屡遭朱棣猜忌，两次被削护卫，早已吓破了胆，终日闭门着书，不问政事，胆小如鼠、唯唯诺诺，生怕触怒龙颜；
其二，代王朱桂，就藩大同，性情暴戾、蛮横成性，洪武朝便以暴虐闻名，建文帝时被废为庶人，朱棣登基复其爵位，却也削其三护卫，只留三十名随从。此人多疑狠辣，骄纵不法，是藩王中最桀骜不驯、也最猜忌多疑的一个；
其三，谷王朱橞，就藩长沙，仗着迎驾之功，骄横跋扈、私藏亡命、残害百姓，野心不死，表面顺从，实则暗中窥伺局势，是藩王中最有野心的刺头；
其四，楚王朱桢，就藩武昌，镇守楚地，为人沉稳内敛、韬光养晦，既不骄纵也不懦弱，暗中观察朝局，是藩王中最有心计、最沉得住气的一个。
这些藩王，或懦弱、或暴戾、或野心、或沉稳，却都有一个共同点，对朝廷的猜忌深入骨髓，对兵权的渴望藏在心底，对金陵的动静，更是时刻紧盯，因为他们早已被朱棣的削藩手段吓破了胆！
汉王府书房。
朱高煦大马金刀坐在太师椅上，韦达一身黑衣，躬身立在案前，手中捧着刚刚拟好的八百里加急圣旨，墨汁未干，字迹凌厉，正是朱高煦口述的传召藩王入京觐见的旨意。
“殿下，”韦达垂首，声音沉稳，眼底却藏着一丝顾虑，“召天下藩王入京觐见，此乃国朝大事，关乎宗室安稳、朝野动荡。属下斗胆问一句——此事，是否先遣人禀明陛下？”
他心里清楚，永乐帝朱棣最忌藩王之事，当年削藩是老爷子一手操办，如今汉王监国，突然传召藩王入京，若是不提前禀明，以老爷子多疑的性子，难免会心生芥蒂，甚至误以为汉王要拉拢藩王、图谋不轨。
朱高煦闻言一顿，奏报朱棣？
若是现在去禀明，以老爷子那多疑的性子，必定会百般阻挠——他怕藩王入京生乱，怕自己借机拉拢宗室，怕削藩数十年的心血毁于一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