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只要知道回家的路上不是空着手，回到家里不是废人，就还能撑着往前走。这些道理他不知道伤员们能听进去多少，他只是觉得只要还有人不肯吃饭，只要还有人想死，他就得继续。
几天之后，甲帐的气氛悄然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那几个绝食的伤员当中，赵姓伤兵在文安第三次去看他时，忽然说了句，“文县子您别费心了，我吃。”
说完他端起碗一口一口地把粥喝完了，喝到一半忽然停了下来，眼泪不停地往下掉。从那以后，他再没有说过“死在战场上”之类的话。他话还是不多，但粥没有再剩过。
这样的变化不止在赵某某一人身上。那个被俘时寻了好几次短见的伤员，在听了唐俭讲颉利的狼狈模样之后，竟破天荒地笑了出声。
还有几个原本成天呆坐不动的，闻着旁边帐篷烤干粮的香气，主动伸手去要了几块。
王明把这些变化看在眼里，有一日晚上清点完用药记录，回到文安帐中，忽然长叹了一口气，感慨他们在伤兵营轮班时，一直以为伤兵最难治的是伤口感染，没想到心伤更难治。他郑重地对文安施了一礼，说文县子教了他许多。
文安坐在火盆边，把手凑近火苗，慢慢烤着。火苗舔着他的掌心，他的目光越过火盆落在帐篷壁上，说等他回去了，要把这套法子整理成一本册子，就叫《伤兵营录》补编。
以后不管是谁管伤兵营，都用得到这个法子。王明连连应声，说这是一桩天大的善事，文县子应当早早写出来，让太医署分颁各军。
计划很成功。
通过文安主导的这些心理干预行动，绝大部分伤员的情绪都恢复了正常，甲帐里不再有那种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的死寂。
少数伤员虽然情绪还没有完全扭转，但也不再有轻生的念头，至少肯吃饭、肯换药、肯跟人说话了。
文安很高兴，他承诺回长安之后会给各组请功。
听了这话，担架组的老周头第一个咧开嘴笑了，说他啥也不图，就是想让这些娃活着回去。他儿子跟这些伤员差不多大，他看不得他们这么年轻就想死。
旁边几个组长也纷纷点头，包扎组的老钱说下回再有这种事让他第一个去聊，清洗组的刘婶也笑着说这功劳她一定要蹭一蹭。
大家说着说着，不知怎么又扯到回长安之后要吃什么菜、要喝什么酒，帐篷里的笑声一阵接着一阵，好像窗外的月光也跟着轻快了几分。
唐俭在一旁看得连连点头。他没有再说什么“后生可畏”之类的话，只是轻轻地、慢慢地捋着那几缕灰白的长须，看着文安安抚完最后一个还有疑虑的组长，忽然低声自语道，“这小子已经初步具备上位者的素质了”。
大军缓缓向南行军。
越往南走，天气越暖，草原渐渐退去，取而代之的是连绵起伏的丘陵和越来越密的村庄。官道也越来越宽，越来越平整，不再是那种踩出来的土路，而是铺了碎石、夯了黄土的驿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