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统二年，秋，汴京，紫宸殿。
一份题为《勘定京师、规画两京制及陪都事宜》的奏疏，由政事堂联衔上奏，摆在了皇帝赵玮的案头。
这份奏疏，酝酿已久，背后是绍统帝赵玮与核心宰执长达数月的秘密讨论与实地勘察，其核心内容，足以令整个帝国为之震动：
正式确立“北京”为大宋新京师，汴京（东京）改为“南都”，与长安（西京）、洛阳（中京）并立为三大陪都，形成“一京三都”的多中心格局。
奏疏详述了理由：
1.控驭北疆，巩固国防：“圣祖”朝虽拓土极远，但幽燕故地、蒙古高原以南，仍为帝国北境前沿。
旧都汴京偏于东南，对北方边防指挥调度、信息传递，均有鞭长莫及之感。
北京地处华北平原北端，扼守燕山山脉与华北平原咽喉，北接草原，南控中原，西连晋陕，东临渤海，乃控御北疆、经略东北亚之枢纽。
2.平衡南北，理顺漕运：帝国经济重心早已南移，但北方政治军事地位依然重要。
新都选址需兼顾。
同时，利用大运河（永济渠、通济渠等）及规划中的海运、陆路驿道网络，构建更高效连接南北、辐射东西的物流体系。
3.分散风险，长治久安：“圣祖”遗诏有“察吏治之要，防萧墙之祸”之训。
单一都城，一旦有变，易致倾覆。多都制可分散政治、军事、经济风险，互为犄角，拱卫中枢。
4.开发北地，整合疆域：以新都建设为契机，移民实边，兴修水利，发展工矿业，带动北方经济文化发展，加强对辽东、蒙古高原南部、乃至更远方新领土的有效管理与文化辐射。
奏疏建议，新京师命名为“北京”，作为常驻京师，皇帝每年大部分时间驻跸于此。
汴京（东京）保留完整宫阙官署，作为南都，设留守司，皇帝每年秋冬或遇南方有重大事务时驻跸。
长安（西京）侧重西北边防指挥、丝路贸易管理。
洛阳（中京）侧重中原根本、文化传承与漕运枢纽。
各陪都设“陪都尹”及相应官署，级别略低于京师，但享有部分中央机构职能，可处理辖区及周边部分政务。
消息一经在朝会上透露，顿时引发轩然大波。
反对声主要集中在：
耗资靡费：新建或大规模扩建北京，迁移部分中央机构，耗费巨亿，恐竭天下之财。
动摇根本：汴京乃“圣祖”龙兴之地，经营六十余年，根基深厚，遽然迁都，恐伤“圣祖”法统，动摇人心。
不便江南：江南为财赋重地，新都偏北，对江南控制、漕运管理是否更为不便？
旧臣乡土：大量官员家族根基在南方（尤其江南、两浙），迁都意味着家族迁徙的巨大成本和不适。
以部分御史和南方籍官员为主的反对派，言辞激烈。
而支持者，则多为军方（尤其北方边防将领）、部分务实派文臣（叶适、陈亮等人）、以及圣祖基金会中关注战略地理的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