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福贵和陈旭走了三天。
他们没有明确的目的地，只是顺着公路一直往南走。白天走，晚上住最便宜的旅馆。刘福贵口袋里那点钱很快见了底，到第三天傍晚的时候，他们站在一个叫柳河的小镇子外面，刘福贵把全身的口袋摸了个遍，凑出来的零钱只够吃两碗素面，连住店的钱都没了。
“你身上没钱？”陈旭看着他。
刘福贵愣了一下。他差点脱口而出“我本来就是个流浪汉”，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在陈旭的记忆里，他是一个“在旅馆照顾晕倒路人”的好心人，应该有自己的住处、工作和积蓄。
“出了点意外，”刘福贵含糊地说，“钱都丢了。”
陈旭没有追问。他摸了摸自己的口袋，翻出一张皱巴巴的五十块钱。“够住一宿了，”他说，“我先垫着。”
刘福贵盯着那张五十块钱看了两秒钟。这钱是从哪来的？陈旭消失又回来的时候，身上什么都没有，没有身份证，没有钱包，没有手机。这三天他们花的每一分钱都是刘福贵出的。这张五十块钱是什么时候出现在陈旭口袋里的？
他没有问。不是因为他不想知道答案，而是因为他害怕那个答案。
他们在镇上找了一家最便宜的招待所，三十块钱一晚，房间在二楼走廊尽头。老板是个五十多岁的胖女人，收钱的时候多看了陈旭两眼，表情有点奇怪，但什么也没说。
夜里，刘福贵睡不着。
他躺在硬板床上，听着走廊里时有时无的脚步声。陈旭睡在另一张床上，呼吸均匀，睡得很沉。月光透过窗帘的缝隙照进来，落在陈旭的脸上，把他的五官映得格外清晰。
刘福贵盯着那张脸看了很久。
这三天里，他一直在观察陈旭。他在等什么东西出现——也许是手机上那个血红输入框的痕迹，也许是许愿后遗症，也许是他记起什么事的瞬间。但什么也没有发生。陈旭就像一个普通人一样，吃饭，走路，偶尔说几句话，问一些问题。
他问得最多的问题是：“我是哪里人？”
刘福贵每次都回答：“我也不太清楚，我看到你的时候你已经晕倒了。”
他问第二多的问题是：“你有没有看到一部手机？”
第一次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刘福贵的心脏几乎停跳了。他装作若无其事地问：“什么手机？”
陈旭皱着眉想了很久，最后摇了摇头：“不记得了。就是觉得……好像有个很重要的东西，应该在我手上。”
“你没有手机，”刘福贵说，“你身上什么都没有。”
陈旭沉默了一会儿，点了点头，但眉头的皱褶没有松开。
这个回答没有让他满意，他只是不再问了。
第三天晚上，刘福贵几乎要睡着了，忽然听到走廊里传来一阵极其轻微的声音。不是脚步声，是一种更轻的、更柔软的声音，像是什么东西在地面上滑行。
他睁开眼睛。
月光还在。陈旭还在睡。房间里什么都没有。
但他注意到一件事。
门缝底下塞着一张纸条。
他轻手轻脚地下了床，走到门边，弯腰把纸条捡起来。纸很薄，像是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边缘参差不齐。
纸条上只有一行字。
不是血红色的，是普通的蓝黑色圆珠笔，笔迹纤细，但每一笔都写得极重，像是用针尖在纸面上刻出来的。
“你的朋友没有记忆，是因为他的记忆被抵押了。”
刘福贵猛地拉开门。
走廊里空空荡荡。尽头那盏声控灯亮着昏黄的光，照在斑驳的墙壁上。走廊的地面是水泥的，落了一层薄薄的灰，上面没有任何脚印。
他低头看了看自己脚上的人字拖，又看了看地面上的灰。
如果他踩上去，一定会留下痕迹。
但这层灰上，在他开门之前，没有任何痕迹。
纸条不是从门缝底下塞进来的。它是凭空出现在那里的。
刘福贵把门关上，回到床边，把纸条凑到月光下反复看了几遍。那行字没有消失，没有变色，就那样安安静静地待在纸上，像一个不需要回答的陈述句。
他想起陈旭在便签纸上写的那句话——“屏幕上那张闭着眼睛的脸，如果是陈旭，那他到底是死了，还是睡着了？”
他当时以为屏幕上的那张脸就是陈旭。但现在他忽然意识到一个问题。
那张脸是闭着眼睛的。
而现在躺在他对面这张床上的陈旭，也是闭着眼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