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建国的面包店还剩三盏灯没关。
两盏是柜台上的暖光射灯，照着收银机旁边那排卖剩的菠萝包，玻璃柜反射出的光晕在深色木地板上投出一小片扇形。
第三盏在后厨，是他刚才清点面粉库存时忘关的，光线从半开的门缝里漏出来，像一柄很薄的金色刀刃斜切在走廊墙上。
俞建国站在柜台后面，把最后一笔流水记到账本上。
黑框眼镜的鼻托位置不太对，老是往下滑，他用左手食指推了一下，右手还在写。
门铃在这个时候突然响了。
门开到三分之一，弹簧铰链发出一声很短的呻吟，然后停住。
俞建国抬起头，从镜片上方看过去。
门外没有客人。
然后他把视线往下移了二十公分。
门缝里探进来半张脸，头发被细雨淋成一绺一绺贴着额头，眼白里带着血丝，嘴唇有点发白。
那张脸在暖光里停了两秒，像是在确认什么东西，然后整个人从门缝里挤了进来。
俞建国把钢笔搁下。
笔杆碰到账本边缘发出一声极轻的磕碰。
刘安佑站在门口的样子让他想起三年前第一次见到这孩子的情景。
那天也是晚上，也是下着小雨，也是这样一个犹犹豫豫的推门动作。
只是那天刘安佑穿的是校服，手里捏着一张皱巴巴的招工启事，启事上的字被雨水洇得模糊了半边。
他说他是学生，想找个放学后能干的零工。
俞建国问他多大，他说十四。
俞建国说十四不行，犯法。
他说他家里没人能挣钱了。
俞建国看了看他校服袖口磨出的毛边，看了看他鞋面上那条用圆珠笔涂过的裂缝，沉默了一会儿，说那就先试试，不行就回家。
这一试就是两年。
两年里刘安佑从搬面粉都费劲的瘦小子，长成了能一个人卸完一车货的少年。
他的个头窜了一截，嘴唇上开始冒出很淡的绒毛，声音也从尖细变得低沉了一些。
唯一没变的是他身上那种挥之不去的紧张感
那种永远绷着背、随时准备挨训或者挨打的姿势。
俞建国开店二十年，见过的人比卖过的面包多。
他认得出这种姿势。
街对面五金店的周瘸子，年轻时被打折了腿，走路时就是这样绷着背。
弄堂口卖豆浆的陈阿婆，年轻时被她男人打聋了一只耳朵，说话时也是这样缩着下巴。
这种姿势不是天生的……那是每家每户那难念的经书，他们总是不幸的。
刘安佑站在他面前。
头发上的水滴到地板上，肩膀上洇开一团深色的湿痕。
俞建国拉开柜台
“先擦擦。”
刘安佑接过毛巾。
他擦头发的动作很急，像是在赶时间，毛巾在头顶蹭了两下就停下来。
“叔，我想——我想借一下你店里——”
“你把头发擦干再说。”
刘安佑抿了一下嘴唇，重新抬起手，这一次擦得慢了，毛巾从额头抹到后颈，又从耳后抹到下巴。
俞建国走到门口把门关严，顺手把卷帘门也放下来一截。
回来的时候他从冰柜里拿了一瓶牛奶，拧开盖子，放在柜台上往刘安佑那边推了三寸。
牛奶是今天早上刚到的，瓶身上还凝着一层薄薄的水珠。
“喝了。”
刘安佑看着那瓶牛奶，喉结上下动了一下。
他把毛巾叠好放在柜台边，拿起牛奶喝了一大口。
俞建国靠在柜台上，手指在账本上轻轻敲了两下。
“你爸又打你了？”
刘安佑拿牛奶瓶的手停了半拍。
他把瓶子放下来，手指在瓶身上蹭着，把水珠搓成一小团一小团的。
“没有。”
“你上次说没有的时候，额头上的淤青三天都没消。”
刘安佑不说话了
店里安静了大概有十秒钟。
冰柜的压缩机嗡嗡地启动，嗡嗡地停下，像一位老人翻了个身又睡过去。
雨水顺着卷帘门往下淌，声音闷闷的，好像隔着好几层棉被。
“叔。我爸的事先放一边。我今天来找您是真有事。”
“我——想用一下你店里的电脑。”
俞建国转过头看了一眼收银台旁边那台老旧的台式机。
机箱是零八年产的，显示器是后来换的液晶屏，开机要四十秒，关机要三十秒，运行速度慢到可以用来磨性子。
他这台电脑唯一的用途是每个月月底做报表，连网线都没接。
“那台？”
“嗯。”
“你要用电脑干什么？查资料？”
刘安佑的眼睛往旁边飘了半寸。
这个细节被俞建国捕捉到了，但他没说什么。
俞建国把眼镜摘下来，用衬衫下摆擦着镜片。
没有了镜片的遮挡，他的眼睛显得小了一些，眼角纹更深了一些。
他擦镜片的动作很慢，像是在擦一件古董。
“安佑。”
“你今年几岁？”
“十六。”
“我在这条街上开店的时候，你还没出生。”
俞建国把眼镜重新戴上，镜腿挂到耳后时发出很轻的摩擦声，
“这二十年我见过不少事。有人发财，有人破产，有人进局子，有人跳了黄浦江。见得多了，就学会一件事。”
刘安佑看着他不说话。
“看人。”
俞建国说。
他的手指在账本上又敲了两下。
“看一个人是不是在跑路。看一个人是不是犯了事。看一个人是不是被人追。”
“我不是在跑路。也没有犯事。”
刘安佑的声音比刚才低了一些，但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
他把牛奶瓶握在手心里，指节因为用力而微微发白。
“叔，我只是想搞清楚一件事。”
“什么事？”
“一件——”
他停顿了一下。嘴唇抿成一条线，又松开。
“一件我不知道该不该跟您说的事。”
俞建国盯着他看了三秒。
然后他做了一件让刘安佑意外的事。
他把账本合上了。
合上账本意味着他今天的工作到此结束。
刘安佑知道这个动作的分量
这个人两年里从未在十点之前合过账本，哪怕发烧三十九度也要把最后一笔账记完。
“坐。”
俞建国指了指柜台前面的高脚凳。
刘安佑坐下了。
他坐姿很规矩，两腿并拢，双手放在膝盖上，背挺得很直。
俞建国想起自己的女儿。
他女儿小时候也是这样坐在钢琴凳上，背挺得像一根绷紧的琴弦。
女儿现在在新加坡，每年春节才回来一次，回来的时候会带很多贵得要命的水果，塞满他的冰箱，然后在第二天早上飞走。
他从柜台里绕出来，拖了另外一张高脚凳坐在刘安佑旁边。
两个人并排坐着，像两个在大排档等宵夜的夜班工人。
俞建国没说话。
他也不看刘安佑，视线平视着对面的货架。
货架上还剩十几个法棍面包，用牛皮纸袋包着，在暖光里显得很安静。
沉默在两个人之间铺开。
老店主擅长制造这种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