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平安把房间里剩下的东西开始边检查边往空间里收。
桌上那箱美元——捆扎得整整齐齐，用的还是银行封条。抽屉里放着两把备用手枪、几盒子弹、一本通讯录，还有一本厚厚的账册。
账册上密密麻麻记着每一笔交易的日期、货物清单和金额，从一九六七年到现在，光是这一年的交易额就有几百万美元。
他翻开通讯录，上面用数字和人名代号记着联系方式。墙角放着几箱金条，打开盖子，黄澄澄的光泽从里边漏出来。
他把东西全部收进空间，就连桌上那杯翻倒的威士忌都没落下。
此时这艘船上的所有水手、保镖、船员，连同络腮胡子和虎哥，全部被他收进了空间，都安安静静地待在那些卡车旁边，跟马卫东他们作伴。
此时走廊里只剩下他自己的脚步声和发动机低沉的轰鸣，整艘船安静得像一座漂在海上的空房子。
他走到那扇带锁的铁门前，从空间里摸出个口罩戴上，掏出铁丝探进锁眼里打开锁。
推开门，那刚上船的六个人齐刷刷缩在角落里。中年男人站在最前面，两只手臂张开把家人挡在身后，脸色白得跟舱壁上的油漆一样，眼神里有恐惧，但更多的是戒备。
两个中年女人挤在一起，年长点的那个眼眶红了，但没哭出声；另一个把脸扭过去，指节攥得发白。
两个青年站在两侧，戴眼镜的那个把妹妹护在身后，另一个挡在她前面，拳头攥着，大概是想着万一不行就拼了。
那个十六七岁的姑娘缩在墙角，手里攥着包袱挡在胸前，嘴唇抖得厉害，但努力忍住哭声。
杨平安站在门口，借着走廊的灯光把这六个人挨个看了一遍。他没有上前，只是把嗓门压到正常说话的音量。
“你们是什么人？”
中年男人的喉结动了一下，声音发干：“同志，我们是好人。我们一家六口都是本分人，没做过坏事。我是老师，这是我爱人，也是老师。这是我妹妹，带着我外甥女。那是我两个儿子，一个在机关上班，一个还没毕业。”
他说到后面语速变快，像是怕说慢了就会被杀，“我们家有海外关系，再不走就是死路一条。我这条命不值钱，可这两个女人和三个孩子求您给他们留条活路。我们都是本分人，真的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事，就是想活下去。”
杨平安没有接话。他走到那堆大包小包的行李前弯腰检查了一遍。
藤条箱里是衣服，帆布包里是书，网兜里是几罐饼干和麦乳精。
最后一个小皮箱里搁着十几根金条、一沓美元和几件首饰——数量不多，应该是他们全部的家底。
他站起来，什么也没拿，转身走到门口，又停住了。
他回头看了那六个人一眼。中年男人还在用身体挡着家人，两个女人抱在一起，两个青年握紧了拳头，那个姑娘把包袱抱在胸前，眼睛瞪得大大的，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淌，一点声音都没出。
“祝你们好运。”
杨平安说完就拉上门出去了。身后传出几声压得很低的、像是憋了很久终于松下来的哭泣声。
他沿着空荡荡的走廊往前走，脚步声在铁板地面上一下一下地响着。
这艘船现在安静得只剩海浪和发动机的低鸣。甲板上的海风比之前又小了些，浪涌从大浪变成了长涌，船身的摇晃从剧烈颠簸变成了缓缓起伏。
杨平安走到驾驶室外，透过玻璃往里看了看——驾驶员正往杯子里倒咖啡，壶嘴悬在半空中，咖啡的热气在玻璃上蒙了一层薄雾。
杨平安看着他，心里盘算了一下。那一家六口如果没有人帮着开船，在这公海上也够呛能活下去。留着这个驾驶员在，这艘船就还能继续航行，他们一家六口能不能顺利到对岸就全凭运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