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统元年，夏，汴京，新落成的“圣祖殿”前。
尊封大行皇帝赵构为“宋圣祖高宗皇帝”的典礼，其隆重程度，丝毫不亚于数月前的登基大典，甚至在某些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不仅是新皇绍统帝赵玮彰显孝道、巩固自身继位合法性的必要之举，更是帝国统治阶层集体意志的表达——他们需要将“光启时代”的辉煌与权威，以一种神圣化的方式固定下来，作为新时代的基石与旗帜。
“圣祖殿”并非新建，而是将原皇家祭天的天坛附属斋宫大规模改建、增饰而成。
选址于此，本身就蕴含“绍统于天”的深意。
殿宇规制极高，仿照太庙正殿而建，但更为宏丽。
殿前立有高达三丈的巨型石碑，正面镌刻着由绍统帝御笔亲题、翰林院众学士润色的《圣祖神功圣德碑》，以华丽的骈文，极尽铺陈赵构“受命于危难，中兴于板荡，拓土开疆，光启盛世”的不世功勋。
背面，则阴刻着简化版的《光启寰宇全图》，将帝国广袤疆域永久铭刻。
这一日，绍统帝率宗室亲王、文武百官，身着祭祀礼服，举行盛大的祭告天地、入庙奉安仪式。
将赵构的神主牌位，以“圣祖”身份，隆重奉入太庙，位次在太祖、太宗之后，但享殿规格、祭祀礼仪，皆比拟开国太祖，甚至在某些细节上有所超越。
太常寺制定了极为复杂的“圣祖”专属祭礼乐章、舞蹈、祭文格式，规定每年春秋大祭及“圣祖”诞辰、忌日，皇帝需亲祭或遣重臣代祭，各州府县亦需设坛致祭。
与此同时，一道由绍统帝亲自下诏、经政事堂议定的《推恩圣祖遗泽诏》颁行天下。
诏书的核心，除了例行的大赦、减免赋税外，更着重于两点：
其一，大规模追封、褒奖光启朝功臣及其后裔。
不仅岳飞、韩世忠、张浚等早已配享太庙的核心元勋被追赠更高的爵位、加封美谥，他们的子孙普遍得到荫封、赏赐，许多旁系子弟也被授予散官或实职。
连刘光世、张俊等评价复杂的人物，其后人也得到一定抚恤。
那些仍在世、但已退养的光启朝老臣，如孟珙、李宝等，皆加封太师、太傅等荣誉头衔，赏赐倍增。
这项举措，意在安抚功臣集团，彰显新皇“不忘旧勋”的仁德，也试图将“圣祖”时代的忠诚遗产，顺利转化为对新朝的拥护。
其二，下令编纂《圣祖实录》、《光启圣政》与《四夷归化图志》。
由史馆牵头，汇聚天下博学鸿词之士，全面搜集整理赵构一朝六十余年的诏令、奏议、重大事件记录、人物传记、乃至科技发明、海外见闻等，务求“信而有征，巨细无遗”。
这不仅是修史，更是系统性地构建“光启正统”的历史叙述与意识形态，将赵构的每一项政策、每一次胜利都合理化、神圣化，为“绍统”的合法性提供无可争议的历史依据和理论支撑。
然而，与这场浩大、复古、充满象征意义的“尊圣”运动几乎同步，紫宸殿的日常政务中，一股新的、不那么守旧的风气，正在悄然生成。
而这股风气的源头，正是端坐于御座之上的皇帝——赵玮，即绍统帝。
登基数月，绍统帝逐渐从最初的惶恐与忙碌中适应过来。
他每日五更天便起床，先至“圣祖殿”焚香默告，然后御文华殿或紫宸殿听政。
他很快发现，父皇留下的这套官僚机器虽然庞大高效，但也充满了积习。
奏章格式繁复，内容空泛者多；廷议往往陷入冗长争论，效率低下；许多官员，特别是那些经历光启朝中后期、现已身居高位的“老成”之臣，言必称“圣祖旧制”、“光启成例”，对于任何可能触动现有格局的变动，都持审慎乃至保守的态度。
绍统帝想起了祖父遗诏中的话：“保格致之先，重民生教化……察吏治之要……”
这一日，朝会之上，又为是否在江南东路试点推行新的“方田均税”法（旨在清丈土地，均平赋税，抑制兼并）吵得不可开交。
支持者以“体恤民艰，充盈国库”为由，反对者则以“扰民滋事，易生变乱”、“圣祖时未有此制”相抗衡。
双方引经据典，争论不休。
绍统帝端坐御座，耐心听着，目光扫过那些慷慨陈词或沉默不语的面孔。
他注意到，几位年轻的官员，如殿中侍御史徐清卿、枢密院编修官陈端友、户部主事叶适等人，虽因品级较低，站立靠后，发言机会不多，但每次简短陈词，皆能切中要害，数据详实，思路清晰，不像某些老臣那样空谈道理或固守旧例。
散朝后，绍统帝独留宰相史弥远、知枢密院事郑清之、参知政事余天锡、签书枢密院事杨谷等核心重臣至垂拱殿议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