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廷议，诸位相公也见了。”
绍统帝开门见山，语气平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度，“方田均税，事关国本民生。江南乃财赋重地，兼并隐匿之风日炽，朝廷岁入暗损，小民赋税日重，长此以往，非社稷之福。然议论纷纭，莫衷一是。史相，你为首辅，有何高见？”
史弥远微微躬身，城府极深，略一沉吟，道：“陛下圣虑极是。江南赋税，确需整顿。然此事牵涉甚广，地方豪强、州县官吏，利益盘根错节。圣祖在位时，亦曾屡次下诏清丈，然收效甚微，盖因执行不易，易生事端。老臣以为，当从长计议，可选一二州县，徐徐图之，不可操之过急，以免动摇根本。”
这话滴水不漏，既承认问题，又强调困难，本质是拖延和有限试点。
郑清之主管军事，对此不置可否。余天锡是史弥远一党，自然附和。杨谷出身将门，对民政不甚了了。
绍统帝心中了然，这些老臣求稳怕乱，不愿轻易触动既得利益网络。
他话锋一转，道：“史相老成谋国，所言甚是。然朕观今日廷上，亦有年轻官员，如徐清卿、叶适辈，所言颇有见地。他们或来自地方，深知民瘼；或精于算学，熟稔钱谷。治理天下，不能只靠老成持重，亦需新鲜血液，锐意进取。”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几位重臣：“朕意已决，方田均税之事，不可再拖延。
着政事堂、户部、御史台，即日遴选干练官员，组成‘江南东路清丈田亩、均平赋税使司’，朕亲自点选人员。
徐清卿擢为监察御史，充任该司副使；叶适擢为户部郎中，主理具体章程数据。
另，枢密院编修官陈端友，熟悉边情舆图，调入兵部职方司，专司边疆舆图测绘、驿站线路优化之事。此三人，年轻敢为，正是用人之时。”
史弥远心中微微一凛。
新帝此举，看似就事论事，实则是越级擢升，培植亲信，绕过部分现有官僚体系的开始。
徐清卿是言官，以敢言着称；叶适是技术官僚，精通财税；陈端友则有务实干才。
这三人背景相对单纯，尚未深深陷入现有的派系网络，用他们来推动可能得罪人的“方田均税”和务实但非热门的“边情测绘”，既能办事，又不容易立刻引起老臣集团的强烈反弹，因为他们针对的并非中枢要职，而是具体事务。
“陛下，徐、叶等人，资历尚浅，恐难当重任……”余天锡试图劝谏。
“资历？”
绍统帝语气温和，但目光坚定，“圣祖用岳武穆时，岳帅何等资历？用虞允文于采石时，虞相又是何等资历？非常之时，当用非常之人。
朕观其才，可用。若有差池，朕自当之。何况，不是还有诸位相公总揽全局，史相坐镇中枢么？让他们去历练，去办事，成则有功，败亦可为后来者鉴。总好过在此空谈议论，贻误时机。”
话说到这个份上，且抬出了“圣祖”用人的例子，史弥远等人无法再明着反对。
他们意识到，这位年轻的新君，在“绍统”的旗帜下，并非一味守成，已经开始尝试用自己的方式，小心翼翼地推动一些变革，而突破口，就是提拔和重用一批有才干、有想法、相对少羁绊的年轻官员，去处理那些老臣集团不愿或不易推动的具体实务。
“陛下圣明，老臣遵旨。”
史弥远躬身领命，心中却已开始盘算，如何在新帝的这次人事布局中，保持自己的影响力，或者，至少让这些“新锐”不要触及自己的根本利益。
很快，诏命下达。
徐清卿、叶适、陈端友等人的越级擢升，在朝野引起不小的震动。
有人羡慕，有人非议，也有人看到了新朝新气象的可能。
更多的年轻中下级官员，则感到了一丝振奋——或许，凭借才干和务实，而非仅仅资历和关系，在新朝也有出头之日？
与此同时，在“尊圣”的宏大叙事下，绍统帝又接连下诏：扩大格物院规模，增拨专款，重奖在农学、器械、航海、医药等方面有实绩的学者工匠；令各州县上报“便民实策”，尤其鼓励兴修水利、推广新种、改善纺织等技术性建议；命国子监增设“实学”选修，教授算学、律法、地理、农政等科目……
这些举措，规模不大，看似零散，却都隐隐指向遗诏中“保格致之先，重民生教化”的方向，并且有意无意地，为那些具备相关知识和实干精神的年轻官员，提供了新的晋身之阶和施展空间。
“宋圣祖”的荣光被供奉在至高无上的神坛，享受着无尽的香火与颂扬。
而在神坛之下，一场静悄悄的、以“绍统”为名、以年轻官员为先锋的变革微风，已经开始在帝国庞大而复杂的肌体中流动。
尊古与用新，守成与图治，在这位年轻皇帝看似矛盾的举措中，艰难地寻找着平衡点。
帝国的航船，在“圣祖”光环的笼罩下，由一位意图有所作为的新船长掌舵，缓缓调整着方向，驶向未知的“绍统”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