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有王应麟，沉思良久，缓缓开口：“陛下，圣祖留此密诏，必有深意。其言‘以备非常’，可见是留作最后手段。然……其精神，或可借鉴。譬如‘广开言路’，设‘集思院’，此乃开张圣听、收集民智之良法，未必非要等到‘四方不靖’时才用。又如‘专研奇技’，格物院本就存在，若能更重实效，择优推广，亦是‘重民生之本’的体现。”
他巧妙地避开了最敏感的“民间铸钱”、“鬻卖虚爵”等条款，而将焦点引向了相对容易接受、也符合遗诏“保格致”、“重民生”精神的“广开言路”和“推动实学”。
赵玮静静听着，心中已有计较。
他今日召见四人，公开这份密诏，目的本就不是要立刻全盘执行，而是要投石问路，试探反应，并借“圣祖”之名，为即将推行的某些新政，寻找合法性和突破口。
“史相、郑枢密忧国之心，朕深知之。”
赵玮缓缓说道，“圣祖此策，确为万不得已之备用。然其‘广开言路’、‘务实兴利’之精神，朕以为，可于承平之时，稍加变通，为我所用。”
他站起身，负手踱步：“朕意已决，为纪念圣祖，弘扬其‘泽被万世’之遗泽，更为了‘集天下智，兴大宋利’，当设立一项‘圣祖安邦利民基金会’（简称圣祖基金会）。
基金来源，一部分出自内帑及圣祖遗留的私人田产、库藏，另一部分，则效仿圣祖密诏中‘劝课农桑’、‘通商贾’之意，朕将下旨，对海外贸易、国内大型商号、矿冶、漕运等获利丰厚之行当，征收一项‘圣祖遗泽特别厘金’，作为基金会的长期资金来源。”
此言一出，史弥远等人神色稍缓。
设立基金会，听起来比直接执行密诏温和得多，且资金来源部分取自商业税收，而非国库正项，阻力会小一些。
赵玮继续道：“此基金会，不直接干涉朝政，亦不插手具体行政。其职能有三：其一，资助格物院、各州府官学及民间书院，设立‘实学科目’（算学、天文、地理、农学、水利、医术、机械制造等），奖励有实用价值的发明创造与着述。此即‘保格致之先’也。”
“其二，资助各地兴修水利、改良农具、推广高产作物（如占城稻、番薯、玉米等，暗示部分未来作物），并对确有实效、惠及一方的地方官吏、乡绅、农户，给予物质奖励。此即‘重民生之本’也。”
“其三，设立‘圣祖建言箱’（类似意见箱），通政司专设渠道，受理无论士农工商、文武吏庶，凡有关于国计民生、兴利除弊之切实可行建议，经基金会下属的‘审议局’（由懂实务的官员、学者、匠人组成）初步评估可行者，可呈递朕览，或转交相关衙门试行。此即变通之‘广开言路’也。”
他目光扫过众人：“基金会设理事会总理其事，朕欲以王学士为理事长，总领大纲。另，从格物院、户部、工部、地方官中选任数名精通实务、年富力强者，为理事。史相、郑枢密、杨签书，可为名誉理事，总揽监督之责。如何？”
这个架构，既给了王应麟（清流与知识界代表）实权，又让史弥远等老臣挂名监督，平衡各方。
更重要的是，它将密诏中“集思院”的雏形、“专研奇技”的精神，以及“通商贾之利”的部分思想，包装进了“圣祖基金会”这个看似纯粹公益、学术、咨询的机构外壳中，大大降低了敏感度。
史弥远、郑清之交换了一下眼神。
这个新帝，手段果然圆融。
用“圣祖”的名头，用基金会的形式，把一些敏感的东西给做起来了。
只要不直接触碰“鬻爵”、“民铸”等核心雷区，且让他们挂名监督，似乎可以接受。
毕竟，资助格物、兴修水利、听听意见，怎么说都是好事。
杨谷也表示无异议。王应麟则深感责任重大，郑重领命。
“善。”
赵玮点头，“此事，由王学士牵头，会同诸位，尽快拟定详细章程，朕批准后，即刻施行。圣祖密诏原本，依旧封存，非到社稷倾危之秋，不得再启。今日之言，出汝等之口，入朕之耳，不得外泄。”
“臣等遵旨！”
圣祖基金会，就这样在“绍统”元年秋天，以一种相对温和、务实的方式诞生了。
它像一枚楔子，巧妙地嵌入帝国庞大的体制之中，试图在不引发剧烈震荡的前提下，为“保科技”、“重民生”、“开言路”这些遗诏核心精神，开辟出一块小小的、受保护的试验田。
而它背后的推动力，正是那位看似温和守成、实则步步为营的新帝赵玮，和他手中那份尚未完全公开的、来自未来的“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