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局长，”苏慧敏小声说，“这个人不太好对付啊，是个高手。”
“我知道。”
“明天还继续吗？”
“继续。”我说，“但不是用今天这种方式了。”
回到会议室之后，我没有急着下班，而是让苏慧敏把林国良的履历表重新打了一份出来，单独放在桌面上，一个字一个字地再看了一遍。
然后我在那页纸的右下角，用铅笔写了一行字：
他怕什么？
苏慧敏凑过来看了一眼，没说话，转身去给我们俩各倒了一杯茶。
我不知道她有没有注意到，我写那几个字的时候，手指比平时更用力了一些。
那天晚上我没有睡好。
躺在酒店有些偏硬的床上，脑子里翻来覆去地过着林国良的履历材料和那几个小时谈话的画面。这家酒店的隔音不算太好，走廊里偶尔有人走过，脚步声在地毯上闷闷地响，扰的我心里一阵烦乱。
我索性坐起来开了灯，把林国良的材料又翻了一遍。这一次我不再看那些冰冷的数字和项目名称，而是看他整个人生的轨迹——从一个农技员做到常务副市长，三十多年的时间，他到底经历了什么？那些让他今天端坐在讯问室里矢口否认一切的力量，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积蓄的？
第二天一早，我到会议室的时候，苏慧敏已经在里面了。茶几上一杯茶已经喝了大半，看来来了有一阵子。
“张局长，你都有黑眼圈了，昨晚没睡好吗？”她一脸关心的问我。
“还好。”我没接这个话茬，“材料里有没有他早年的东西？我是说，那种比较个人的——他写的文章、讲话稿、心得体会，什么都行。”
苏慧敏翻了翻桌上的文件夹，从最底下抽出一份薄薄的材料：“这个可能算。是他十五年前在东源县当县长时写的一篇心得体会，题目叫《当官为什么？》。当时县里搞主题教育，每个领导干部都要交一篇。手写的，原件在他家书房的抽屉里找到的。”
我接过来一看，是一份复印件。纸张已经有些泛黄，但字迹还算清晰。林国良的字写得很工整，是那种下过功夫的硬笔书法，一笔一划都有章法。
我读了下去。
“……当官为什么？不是为名，不是为利，是为老百姓办点实事。我老家在东源县的一个穷山沟里，小时候家里穷，揭不开锅是常有的事。要不是村里的老支书时不时接济我家几斤米、几勺盐，我能不能活到今天都是个问题。所以我从走上工作岗位的那一天起，就告诉自己，一定要为老百姓做事，一定要对得起组织的培养和人民的信任……”
我读着读着，突然觉得有些恍惚。
这些文字太熟悉了。不是因为我读过它——这是第一次读——而是因为它太像一个时代的标准范文了。那种朴素、真诚、带着泥土气息的表达，在九十年代末期到两千年代初期的干部文章中遍地都是。那时候网络还不发达，很多干部写东西还保留着一种“原生态”的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