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据确凿。本官以登州通判之权，就地正法。'
八个字。
就地正法。
周德海跪在地上——不是自己跪的，是被按下去的。他的膝盖撞在城楼的石板上，发出一声闷响。他的嘴张了一下，像是要说什么——也许是喊冤，也许是求饶，也许只是想说一句'你没有权力'——但他没有说出来。
因为赵长缨已经拔刀了。
刀是快的——赵长缨的刀一向快。从刀鞘里抽出来到落下去，中间没有停顿，没有举高，没有给任何人反应的时间。刀锋从后颈切入，斜着往前，一刀。
声音是闷的——不是'咔'也不是'噗'，是那种介于两者之间的、骨肉同时被切断的声音，短促，沉，不干净但也不拖泥带水。
头落在了石板上。滚了半圈，停住了。
城楼上安静了。
不是那种正常的安静——是那种所有人同时停止了呼吸的安静。七八十个人，每一个人的目光都落在那颗头上——头的脸朝着一侧，眼睛还是睁着的，嘴也是张着的，那个没有说出来的字，凝固在了半张开的嘴唇之间。
陆晏站在台阶上，俯视着这一切。
他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不是冷酷，不是快意，不是悲悯，什么都没有。就像是他刚才做的事情和他批阅一份公文、喝一碗凉茶、巡一圈城头，是同一种性质的事情——需要做，做了，然后继续做下一件。
'把头挂在北门城楼上。'他说，声音和刚才一样平，'让城外的人也看见。'
两个亲兵把头提起来，用绳子穿过发髻，挂在了城楼的木栏上。头在正月的寒风里微微晃着，脸朝外——朝着城外叛军大营的方向。
陆晏从台阶上走下来。
走下来的时候，他经过了那些卫所兵——每一个人都在避让他的目光，有人低着头，有人把脸转向一边，有人把手背在身后攥着拳、指甲掐进了掌心里。没有一个人说话。没有一个人动。整座城楼上唯一在动的，是那颗挂在木栏上的头，在风里转了半圈，又转回来。
他走回了衙门。
——
公房的门关上了。
公房里只剩他一个人。
他在桌前坐下来。官袍的下摆蹭到了桌腿，他没有在意，就那么坐着。桌上摊着今天还没有批完的公文——那份关于两户人家因取水争执的后续，还有一份关于城南坟坑第四排位置的测量报告。
他先倒了一碗水。
水是凉的——从今天早上打的，搁了半天了，凉得透彻。他端起来喝了一大口，水从喉咙里灌下去，冰的，一路凉到了胃里。凉意在胃里停了一下，然后慢慢往四周散开。
他又喝了一口。
然后把碗放下，拿起笔，继续批阅公文。
手没有抖。
笔迹和平时一样——端正的、不快不慢的、每一个字的大小都是均匀的。看不出来这只手在半个时辰之前刚刚签了一个人的死令——也不需要看出来。他做的事已经做完了，做完了就过了，过了就是下一件事。
周德海的头现在挂在北门城楼上。
城里的人现在都知道了——不需要贴告示，人嘴比告示快。半个时辰之内，'通判大人在北门杀了千户'这件事会传遍全城每一条街巷、每一个角落、每一口水井旁边排队的人群里。传的时候会变形——也许有人说杀了三个人，也许有人说通判大人亲自动的手，也许有人说千户是投了叛军的奸细。变形了不要紧，不变形的那个核心信息是：通判大人杀了人，杀的是通敌的人，杀法是当场砍头。
这个信息会在城里所有心怀异志的人脑子里种一颗钉子。那颗钉子不需要多大——只要够尖，够让他们在想开口之前多犹豫一息，在想伸手之前多缩回去一息。一息的犹豫，有时候就是一天的安全；一天的安全，有时候就是整座城的命。
他知道城里现在是什么状态——不需要出去看，他闭着眼睛都能想到：北门城楼周围那些卫所兵正在缩着脖子各干各的事，不敢互相说话，不敢看挂在城楼上的那颗头，但又忍不住偷偷看。城里的街巷上，消息正在从北向南传——传话的人压低了声音，但越压越快，越快越扭曲。也许到了城南的时候，'杀了一个千户'已经变成了'杀了三个人'。变就变了——变形的恐惧和准确的恐惧，效果是一样的。
他知道这压不住。
压得住一时，压不住一世。周德海只是一个——也许还有第二个、第三个，也许有人比周德海藏得更深、更小心、更不容易被发现。杀了一个，能震住剩下的人多久？三天？五天？十天？
他不知道。
但他知道一件事：推迟，有时候就够了。
推迟三天，也许援军来了。推迟五天，也许叛军内部出了变故。推迟十天——十天之内如果什么都没发生，那他推迟出来的这十天，至少够他把撤退的准备再做得更细一些。
推迟不是解决。
但在围城的第五十五天，推迟就是他能做的最好的事。
他把那份公文批完了——批的内容是城南坟坑第四排的位置偏北了三尺，需要重新测量。他在公文上写了四个字：'向南移三尺。'
写完了，搁笔。
公房里安静得很。
窗外的风停了——不是真的停了，是间歇。登州的冬天风总是一阵一阵的，吹一阵停一阵，停的时候特别安静，安静到能听见自己的心跳。
他听了一会儿自己的心跳。
跳得稳。均匀。不快不慢。
和平时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