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省厅启动对一名副厅级干部的审查，绝不是靠一两封匿名信就敢拍板的。前期的外围调查、线索核实、证据固定，每一个环节都经过了反复论证。林国良的问题，远比他自己轻描淡写的“得罪了人”要严重得多。
但我不想在这个时候把他的问题摊开来。
因为时机未到。
我们的谈话持续了将近两个小时。
在这两个小时里，我尝试了好几种方式去打开林国良的心理防线。谈他的履历，谈他的政绩，谈他的家庭，谈他的过去——这些内容在常规谈话中通常会作为铺垫，用来建立某种信任关系，然后再慢慢切入正题。
但林国良的防守实在太严密了。
不管我怎么引导，他都能用一套看似合理的说辞给挡回来。问他家庭情况，他说妻子贤惠、儿子懂事；问他有没有兴趣爱好，他说工作忙，没什么时间发展爱好；问他有没有什么困难需要组织帮忙解决，他说没有，唯一的困难就是希望组织尽快查明真相，还他清白。
每一句话都像是一个完美的球体，光滑、圆润，没有任何可以下手的缝隙。
我甚至觉得他不是在跟我谈话，而是在跟我排练一出早已写好的剧本。他说那些话的时候，眼神、语气、停顿的位置，都精确得像是经过反复练习的一样。
两个小时下来，我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收获。
苏慧敏的文字记录倒是洋洋洒洒写了好几页，但仔细一看，全是官样文章，没有任何一句值得作为案件突破口的实质性内容。
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前面的几次谈话都没能取得进展了。林国良这种人，你跟他讲政策、讲证据、讲形势，他比你还会讲。你跟他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他笑眯眯地点头表示赞同，转过头来还是那一句话——我是清白的。
常规的审讯手段对他基本不起作用。
因为他根本不觉得自己有错。
这个念头突然在我脑子里炸开——不是那种恍然大悟式的顿悟，而是一种隐约的、逐渐清晰的意识。
林国良不觉得自己有错。或者说，他认为自己做的那些事，不过是这个圈子里大家都心知肚明的“潜规则”。你帮我，我帮你，互利共赢，各取所需。在他看来，这不是腐败，这叫“人情世故”。
但如果是这样，那他为什么把自己包裹得这么严实？为什么每一笔钱的流向都经过了精心设计？为什么面对组织的审查，他要如此顽强地对抗？
因为他不觉得自己有错，但他知道自己犯法了。
这个矛盾，恰恰是他心理防线上最脆弱的一个点。
第一天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我走出讯问室的时候，苏慧敏跟在我后面，脚步很轻。走廊里暗沉沉的，只有尽头那盏应急灯发出惨白的光。